2020年，又到了思考和编制大学新一轮战略规划的重要时期，这是国家要求的 “规定动作”，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美国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专家乔治·凯勒几十年前就将大学战略规划视为 “高等教育管理的革命”，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迈入普及化时代，但对大学战略规划编制依然存在两种不太好的倾向，一种是将其 “圣化”“神化”，弄得很神秘，仅学校领导和写作班子操心，编制前、编制过程中一般人 “躲”“绕”，怕参与，编制后文本又很 “高大上”，教职工弄不明白，敬而远之;另有一种认为大学战略规划 “无用”，是收效不大 “墙上挂挂”的东西，认为大学战略规划编制就是走个过场。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现在的规划编制还存在相当程度的 “虚”“飘”问题，其实质不是因为 “形而上”的东西多了，“形而下”的东西少了，恰恰说明这些高校战略规划编制还很浮躁，功利性太强，只是低层次的“实”，格局不大，站位不高。大学战略规划是一个联系大学发展昨天、今天和明天，渗透着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过程，需要用哲学思维对大学自身进行分析反思。就像 “无用”的科学理论往往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一样，不汲汲于功利，不 “追求”有用的规划才会给学校发展带来最大的价值。

一、战略规划本质上是对大学发展目标及路径的哲学思考

规划作为一所高校面向未来的行动纲领，一个学校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目标和思路的具体体现，应当是非常朴实、简明的东西，唯有如此，它才能凝聚人心，引领全体教职员工一起奋斗。大学战略规划并不玄妙，其实就是解决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想清楚了，就刨到了大学战略规划的 “根”。

了解一所大学从哪里来，这是过去时。要认清一所大学，首先要知道它的过去，它的历史。了解了一所大学的过去，就相当于检测了一所大学的基因，这样才有可能把握这所大学的本质。2007年10月12日，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在就职演讲中指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了解一所大学是谁，这是现在时。实际上是从一个大学普遍性的标准来反思自己这所大学，进行一种自我询问、一种自我审视，将大学当作一个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用自己认可的普遍标准对大学的特殊性加以评判。我国大学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很多大学的办学水平已经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往往跟随经济中心转移，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应保持谦卑之心，明白大学快速发展，到底是只靠学校能力还是跟上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以深圳大学为例，2019年这所学校录取线在很多省市都超过一半以上的 “双一流”高校，它能在短短几十年能从一所国内一般学校进入一流，我们当然不会认为原因仅仅在于学校制定实施了好的战略规划。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指出，高等教育往往是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个性的一面镜子。当一个国家丧失创新能力的时候，它就要衰落下去了。国家为大学发展提供土壤和气候，大学的发展往往得益于国家发展进步。

思考一所大学将到哪里去，这是将来时，也是规划的落脚点。通过对大学从哪里来、大学是谁的反思和拷问之后，对大学到底要什么，到底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比较清楚了。目前，几乎所有大学的主要领导亲自在抓学校的战略规划，但很多规划还停留在 “器”的层面，纠结于一些发展指标，缺少哲学底蕴和价值追求，无法进入 “道”的层面。指标是动态变化的，当我们听到对一所大学的介绍仅仅是占地多少亩，建筑面积多少万平方米，有多少院士、杰青，多少博士、硕士、本科生时，你不会知道这是哪一所大学，因为没有 “魂”。但我们只要知道这所大学的奋斗目标是培养服务国家需要的顶尖理工人才，成为中国最好、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时，我们马上知道这是清华大学。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哲学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也应该是我们编制大学战略规划要深刻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其包含着大学存在的价值:学校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这些哲学思考会为我们找到大学战略规划的 “魂”，提供规划的价值意义，解决广大师生对规划的认同问题。在当前，“立德树人”是国家对大学的根本要求， “立德树人”也就成为大学行动的先导。大学战略规划要有多维度多角度，既要有历史的逻辑，要知道大学战略规划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要有现实的意蕴，要知道大学战略规划所面临的困难、困境，甚至 “陷阱”，要调动全体教职工、学生、校友、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战略规划编制。但大学的根本目的只有这一个，不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文化传承，都要自觉据此进行顶层设计。一些高校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当作规划的目的，还纠结于 “知名”还是 “著名”、“前列”还是 “一流”这些文字的选择，其毛病就在于忘却区分手段与目的，没有在国家发展目的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愿景，没有找到学校发展目标和能力的平衡点。

二、“十四五”大学战略规划编制需要哲学提供“定位仪”和“导航图”

诺丁汉大学校长科林·坎普贝尔(Colin Campbell)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十分复杂，校长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大学校长主要是要做三件事情:首先他要制定发展战略。大学并没有一个适用所有学校的战略。但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形成自己的战略。”战略规划如何制定?决策者需要哲学帮助他们认清大学的立足点、行动空间和战略行动时机。历史上那些给大学几十年上百年发展烙上自己印记的校长，实际上都是在自己哲学思想指导下提出和实践了大学的发展战略，如德国的洪堡，他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Ｒ. Hanson，1924～1967年)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当第谷和开普勒共同站在山顶上欣赏夕阳落山的美景时，这个景象在两个人内心中给出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第谷由于是地心说的信奉者，他认为这是太阳绕地球旋转的结果;而开普勒是日心说的信奉者，他认为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由于理论的差异，这两个人的解释高下立见。由此，不难发现，一个进步的理论或信念框架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社会与自我是何其重要。问题是每个人的坐标系的最初思想资源来自哪里呢?毫无疑问是他所处时代与地域的哲学理念。”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和信念，就决定了我们制定的规划的思想高度和深度。

大学战略规划是用来改变大学自身的，同时也自然会改变环境。由于大学的特殊重要性，国家必然会要求大学的发展符合国家的目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就像有机体一样，大学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获取资源，它取得资源的方式就决定了组织的行为方式。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Ｒ. Clark)提出世界上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控制有三种模式，即国家的、学术的、市场的，他认为大学的组织系统运转就是这三股力量影响的结果。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大学主要是从社会获取资源，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市场逻辑。我国与此则有根本的不同，即便是独立学院这种貌似以市场为依托、完全靠学费运行的大学组织，生存的基础还是国家政策，因为招生、毕业、收费许可等权力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果不能对我国大学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是难以制定出好的大学战略规划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尽管也受到市场的很大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占主流的还是国家集权模式。国家权力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制定了规则和边界，大学战略规划当然是服务于这种模式的，这是研究和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立足点。

1979年12月6日，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上海交通大学邓旭初书记，联名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 《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文章，呼吁政府多给高等学校自主权，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这些大学校长的做法不尽相同，华中工学院校长朱九思选择了在国家权力边界内积极作为，1978年4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全校各单位印发了一份两万字的材料 《我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并同时上报教育部。这份材料实际上就是一份基于基标法的学校发展战略规划。朱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光瞄准了采取 “科研走在教学前面”战略行动的时机。

三、大学战略规划的最大价值就在其“无用之用”

规划的作用，需要从哲学层面来审视，有立竿见影效用的规划不一定是好规划，发挥 “无用之用”也许更能达成规划的使命。

哲学思维的特点就是其超验性，具有 “无用之用”。1883年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说过一段存在偏见但仍然值得我们警醒的话:“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的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性的进步。”苗力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沉溺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主张学习的目的就是获得知识，而不在乎功用。正是这种不在乎功用，最后却带来了几次科技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当然，这种 “无用之用”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为基石的，这不是玄学，不能流于空疏迂阔。

大学是文明的灯塔，她必须有超越世俗的学术和精神追求。很多人批评大学战略规划没有发挥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没有直接带来人、财、物等方面的利益。这种站在功利立场的批评显然是不对的，很多大学战略规划的问题反而就在于太追求实用了。一个太实际、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规划绝不会是高质量的规划，因为太追求有用就要功利，难免迷失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自己要到哪里去，其结果反而是无用。所以不追求有用反而可以保持学校发展的战略定力，真正做一些打基础、管长远的事。一个太有用的规划一定是一个与经验和感觉靠得更近的规划，它对于未来的远见和对社会的责任一般会打折扣。笔者研究了上百所大学不同时期的规划文本，看到的多是急功近利的目标，最大的问题是有 “术”无 “道”，缺少理论，缺少 “魂”，把规划当作实现领导意图和各部门院系诉求的 “拼盘”，而不是真正有主体意志的实践。

时代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正因为未完成，才有无限可能。大学战略规划的 “无用之用”实际上就是其未完成性。正像我们人类的手，手无法直接拧螺丝，开山碎石，但人通过手可以最终完成所有这些工作。最好的大学规划，也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规划，它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 “无用之用”。这种规划更多是理念上的，一定会描述学校的价值观和愿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规划凝聚人心，给全体教职工带来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振奋，使学校发展在精神上保持高屋建瓴的姿态，为学校发展创造无限可能性。院校战略发展规划专家别敦荣指出，学校发展的愿景是规划的核心三个要素之一，它与目标和行动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一个战略。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战略规划是这样描述其愿景和使命的:“作为一个卓越的机构，这所大学将擅长于我们的任务中的对人才的培养、实施研究(这些研究旨在处理一些人类现状的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良好的临床护理和案例，致力于改善健康、社会公正与公众利益方面的任务。通过创新、创业、慈善事业、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合作，这所大学将成为该区域的主导经济的领导者。这所大学将延伸我们局部和全局的主动性的边沿，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将有所改变。这所大学将是一盏在丰富多样的学习和发明环境中的世界性的明灯。这所大学专业化方面的支柱是礼仪、问责制、透明度和效率。这所大学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那里的学生、教师、员工、访客和邻近同伴都在智力、文化、社会化方面积极参与。”

四、“十四五”高校战略规划编制需要哲学历史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方法是其根本方法论，历史方法也是编制大学战略规划的根本方法。历史方法是一种站在历史高处思考解决大学发展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的方法，它以历史逻辑、历史眼光、历史情怀来看待和分析事物，明所从来、知其将往，它是一种站在 “现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把握未来的方法。掌握了历史方法的人就会有历史感，就可以认清发展大势，找到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规划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所倡导的事业、所主张的思想就可以为大家所认同，继而变成全体师生的实践，也容易产生大学与社会的共振，学校就容易从周边获得资源。而如果没有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路径，设计再好的规划最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1.只有坚持历史方法才能制定出适切的高校战略规划

高校战略规划最终要落脚到学校更好更快的发展层面，大学战略规划的哲学性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研究大学规划时，不应把大学规划问题视为单个学校内在的问题，而是考虑到这所大学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社会关系，这样有些疑难就会迎刃而解。好的战略规划，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方法，只有这样，规划连接过去、现在、未来，才能团结人、吸引人、调动人，才能通过切实可行的路径将规划蓝图逐步变成现实。

别敦荣教授认为，制定高校发展战略的基本方法首先是战略思维的方法，其中核心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学校发展的愿景;二是学校发展的目标;三是学校为实现发展愿景和目标所要采取的重大行动。愿景、目标和行动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一个战略。“不做战略研究，规划是没有灵魂的……只有建立在战略研究基础上的规划，才是前瞻性的，才能够引领学校发展方向。”这个前瞻性的战略研究，实际上也是采用的历史的方法。例如，历史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之初，三校的校领导都认为抗战必胜，联合是暂时的，学校终将恢复独立，故 “三校除了维持其原有的班子外，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为将来的补充”。姚从吾在致胡适的信中，就不无忧心地说:“今迁校南来，精神物质均受巨大之损害，学校虽幸而存在，然比之我公亲自主持之时，所留存教者不过同人等老卒残兵。此则如不及加以振奋，恐昔日之光辉必将永为落照，而且国家厄运似终止有期，本校应可重返旧京，事先应不能不预为筹备。”汤用彤在给胡适的信中也希望胡适能利用驻美大使职务之便，多方延揽人才，充实将来北大的师资力量:“抗战八年，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现在北大首要之事，即在加入新的血脉，尚望先生在国外即行罗致。至于现在各院系情形，及同人对兴革的意见，自当侯孟真到后，由其函陈。”

2.大学编制战略规划时历史方法是一种有大局观，知道取舍的方法

对好的规划和战略来讲，把事情做对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做对的事。每所大学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每所大学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空间上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方面是学校是有主动性的。例如，毛泽东选择 “乒乓外交”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卡内基梅隆大学选择发展计算机专业。

大学战略规划要有讲故事的能力，故事一定有历史，要将大学的发展与所在城市、所在省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如西南联大就与抗战时中国人弦歌不绝的图景相连。朱九思校长发展华中工学院，实施人才战略、综合化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他能实施这些战略，是因为他是站在学校要呼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这个层面来思考的。这种思考帮助学校找到了学校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所以他才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顶住种种压力，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战略发展思路，曲线超前布局文科发展，创办理科、文科，向综合性大学迈进。

贵州大学处于 “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缓慢，浙江大学的郑强教授调到该校任校长后，通过分析国家对贵州大学投入资源的历史和现状，思考贵州将来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决定推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自治区)建立中西部高校战略联盟，呼吁国家加大投入，提升部分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最终成功将学校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取得了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巨大支持。他还提出 “贵州大学姓贵州”的办学理念，专门开设茅台、大数据、茶叶等专业来服务贵州，又拿到政府和企业10个多亿的支持资金。郑强校长跳出学校看学校，从学校未来20年、30年后的视角回看，学校培养的学生届时能为国家、民族的团结做什么，起到什么作用，来反思国家可能为这所学校做什么，自己这所学校现在可以做什么，从而找到学校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共振点。

所有的战略规划的核心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如何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大学更好更快的发展。编制战略规划必须有辩证思维，要知道取舍。1953年华中工学院筹建时，关于校址，政府提供了多种选择:一是在城内，占地100多亩;二是位于远离城区的武昌关山喻家山。当时关山校址离武昌城较远，交通极不方便，不通公共汽车，只是大片大片农田和一些丘陵地带，没有道路，连农民的房舍也很少。喻家山还是一片荒山，有个石头牌坊写着 “武昌公墓”。好处是占地5000多亩，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的筹委会主任查谦教授力排众议，确定学校以关山为校址。他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我们的远景是无限美好的。”现在回头去看，当年选偏远校址绝对是有远见之举，是舍近便，谋长远的大智慧之举。所以有历史感的大学其规划格局一定大，体现在大学编制战略规划时的立足点绝不会仅仅是自己这个学校如何过好这五年的小日子。

3.大学编制战略规划时应当注意抓住学校发展历史中代表主流的根本方向和材料

历史性是以逻辑性为基础的。每所学校都有历史，编制战略规划免不了研究历史，但是学校的历史材料又浩如烟海，其中不乏无关紧要，或者是跳跃性的材料。同时，还有很多重要的材料缺失，或者缺少可信的资料，好多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种研究，不能杂乱无章，没有重点，没有逻辑，而要能舍弃学校发展偶然性的东西，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抓住学校发展的主流和大方向，寻找符合学校发展目的性的材料，从而厘清学校发展的逻辑性。西方大学制定战略规划很重视院校研究，这其实也是一种动态历史的研究方法。它通过大数据收集来的资料为制定规划打下基础。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材料收集方法。作为编制规划的人，必须找到学校发展真正的历史线索，就是发现其中的逻辑，抓住那些逻辑上的关键环节，也就是那些无法越过，越过后就无法讲清楚这所大学的发展脉络的部分。所以真正的战略规划研究，一定要努力发现历史中的逻辑，就是恩格斯说的 “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制定的规划是有历史感的规划，是有生命力的不僵死的规划，它对大学跳动的时代脉搏有真切的感受和体验。

同时，任何一个学校制定规划，都需要去研究以前的规划文本，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历史方法。当我们汇集一所大学多年的规划文本，会发现其不断生长的历史，可以从中梳理学校逐渐成长的线性发展的过程，可以供后来者在实践中去解释、丰富和完善。好的大学规划，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人，一定也是有生命感的。当我们对已有的过往的战略规划进行反思时，就能够掌握它的规律性，找到其中的法则，这样历史的就是动态的，就是还在发生着的，在下一个5年的时候，就能继续顺利生长出很好的规划。

一所高校的生命周期大致有创业期、中兴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整体上将由初创期、中兴期，逐步向成熟期过渡。相信运用哲学思维对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把握好 “变”与 “不变”， “过去”、“现在” 和 “未来”，将有助于突破传统窠臼，制定出高水平的战略规划。

作者：郭俊，男，湖北襄阳人，教育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武汉纺织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来源：郭俊.“十四五”高校战略规划编制的哲学思考[J].高等教育评论,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