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以研究关于制定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主要议程。对我校而言，“十三五”规划亦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为避免规划沦为“一纸空文”，高校应当如何制定与实施？我们选编两篇最新文章。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围绕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三个热点问题,各界人士各抒己见，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化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当前，要推动“一市两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上海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综合改革已率先启动实施。截至目前，已有84家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完成综合改革方案编制报送工作，我们从政策、个案和大学治理三个方面选编四篇文章。在创新创业方面我们摘编了国内外各界人士不同的观点，围绕高校转型发展，我们摘编了中国教育报的三篇专论。这里，我们我们暂且不论他们观点的正确与否，至少这些观点和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多个视角，为我们学校当前的发展以及“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启示。

“十三五”规划

关于十三五发展若干“理念”的思考

●人类正处在一个未曾经历的新时代。熟悉的正在变得陌生，愚昧的正在走向文明。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需要有新理念。

●人本导向，应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理念。“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它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能把它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新阶段的切实行动。在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人本导向的“新思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三五”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在理念和实践中并没有解决。按照有人提出的政府“驾驭论”这个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应秉持“市决政用”之理念。

●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我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要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以更大步伐地走向世界，在未来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如何在坚持“文明多元”、“文明平等”以及处理好“文明融博问题”的基础上寻求“文明包容”，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严肃、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2015年6月，笔者在写完《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之后，来到东北山区某小镇，静心读书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思考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问题。

人类正处在一个未曾经历的新时代。熟悉的正在变得陌生，愚昧的正在走向文明。以“大（大数据）、智（智能化）、移（移动互联）、云（云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趋势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在封死“修昔底德陷阱”后进一步迅猛发展；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的人本主义潮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春潮涌动。环顾世界，虽有局部冲突（文明的或非文明的冲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这个世界的主题。

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第一波1919年-1949年社会制度转型已经过去；第二波，1978-2013，经济体制转型，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则从更广阔的层面，开启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转型也即“第三波转型”的新征程。十三五期间，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2016-2020五年虽然只占千分之一，但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将实现两千多年前《礼记-礼运篇》曾朦胧描绘过、而由中共十六大给予科学内涵界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一个100年（1921--2020）任务将在十三五期间完成，而第二个100年（1949--2050　）的历史任务也将接踵而至。继往者之业绩，开来者之新局，乃是十三五规划期最显著的特征。

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需要有新理念。那么，应该有哪些新理念呢？

“人本导向”理念

“十二五”规划，曾经写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强调“更加注重”，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是，尚未把“人本”提到“根本导向”的位置；尤其是，从五年的实践看，人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从“理念”上说，这涉及到对“新社会的本质”的把握问题。今年2月，笔者在布鲁塞尔再次观看了1845-1848年马克思流亡比利时时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地方。对《宣言》，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在此46年后（1894年），恩格斯单挑出《宣言》中的一句话把它作为“题词”，不知熟悉否？这位导师在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笔者把这个情有独钟的思想简称为“人本导向”。在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个根本导向问题。

--“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长期以来，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GDP崇拜”理念，加之在实践中考核指标体系的扭曲作用，“GDP至上”比较盛行。近年来随着观念更新，“GDP崇拜”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视，估计“GDP崇拜”可能会泛起，在此之际，强调人本导向更具现实意义。

--“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根据笔者看到的文献，中国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导向是什么呢？请看他的原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安，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显然，他是从霸王“本治”角度出发的，这实际上是“官本”导向。究竟是从“本治”出发，还是从“人的解放实质”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本”观。

“人本导向”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能把它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新阶段的切实行动。在“十三五”规划中，建议从三个方面切实落实。

第一，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要“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那就要切实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共生”？--“穷人”如何不能再穷？富人如何不能出走？中产如何进一步扩大？“一个也不能少”。“十三五”规划要铺陈，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是否“普惠”到“每一个”个人？人文关怀是否达到了可能性边界？还有哪些地方、哪些人群是“短板”？要知道，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补短板”可是“十三五”的工作着力点啊。

第二，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乃至“下代公平”并重。首先，是“本代公平”，坚决遏止本代之间严重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蔓延；其次要着眼于“代际公平”，绝不能再做那种“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之事；第三，寻求“下代公平”。存量失衡要调整，增量失衡尤需防。不能把封建社会那种“龙凤老鼠”之类血统论机制及其社会结构板结化、长久化，要给草根群体提供公平竞争、同等受到尊重的畅通的上升孔道。

第三，内核上“多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种需要，而不是“单需之人”）。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由“基础人本”向“高端人本”逐步提升、逐步扩展的过程。本着“补短板”的要求，先致力于基础性人本，包括就业、扶贫、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寻求进一步实现与人的尊严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

基于上述考虑，在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人本导向的“新思维”。以结构转型为例，应以“人本型结构论”来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核心是“心灵放飞”和造就一代“无限制的新人”；资源环境，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核心是区域协调、防止“板块碰撞”。结构转型如是，其他方面也如是。

坚持人本导向，应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理念。

“市决政用”理念

“十三五”期间，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问题，特别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比做“大家庭”，市场经济比作“媳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允许市场经济“媳妇”进门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允许“媳妇”进门。但进门后她的角色是什么？是“丫鬟”？是“偏房”？还是名正言顺的“媳妇”，还是能够熬成主导的“婆婆”？一直存在争议。估计下一步还会争论不止。

在这个问题上，30多年来，就理念来说，大体经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发挥市场（当时虽未提市场经济，但已提市场）的“重要”作用，但如何重要，并没有“捅破”。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市场不过是个“婢女”而已。

第二个台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十六大删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并加了“在更大程度上”；十七又加上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等等；但三个字--“基础性”一直是个核心命题。应该说，“基础性”比模糊的“重要”要明晰的多，但是“基础性”却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并没有给市场经济合理的“名分”）。这客观上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或称“婆婆干政”提供了一个理论借口。

第三个台阶，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它不仅是力度的变化，而且是质的提升，我把此简称为“市决政用”。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市场经济定位问题在理念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并没有解决。最近有理论界朋友针对“决定论”，提出“驾驭论”，即政府来“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媳妇”即使在她“能决定的范围内”也不能“自主决定”（更休想熬成“婆婆”）。按照这个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

当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过度夸大解释，市场只能决定它能决定的东西，决定不了它不能决定的东西，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形成“市场万能论”。何况，从1774年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论断后，人类文明又向前发展了240多年，市场经济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今天人类实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要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来看待这一问题。

“十三五”势必面临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以此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问题，真正向政府主导型模式告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市决政用”--这是应该确立的理念。

“创新双驱动”理念

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十二五规划对创新已经开始重视，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好的。但是，究竟如何把握“创新驱动”的全部内涵？“创新驱动”到底驱动什么？是“创新单驱动”，还是“创新双驱动”？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Innovation）”以来，创新一直被聚焦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笔者长期也持此观点；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引入，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等等。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明显进步，但是仍不尽如人意。据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总体不太难看，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笔者深入探究“技术储备度”的内涵，发现它由七项指标所构成：（1）最新技术可用性，排97位；（2）企业吸收技术情况，排68位；（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情况，排81位；（4）个人互联网应用情况，排75位；（5）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排51位；（6）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平均使用情况，排120位；（7）移动宽带使用情况，排78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这意味着，面对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十三五期间，应继续推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特别是经济面临下滑压力的情况下，创新“轮子”一刻也不能减缓，更不能停顿。

但是，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笔者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具体说，改变人自身的结构和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中国千千万万个“创客”的业绩表明，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出对物质本身的追求，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看一看他们的领军人物，就会发现几个明显特点：第一，他们是技术专家，又兼经营管理者，甚至有的本身是艺术家、科学家；第二，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第三，他们不喜欢等级制，不喜欢条条框框，认为这些是“限制性”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文明包容”理念

十三五期间，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的启动运行，自贸区扩围扩容，跨国设施联通，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快推进，等等，中国将以更大步伐地走向世界。在未来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如何寻求“文明的包容互鉴”，特别是如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寻求“文明包容”，首先要确立“文明多元”观。笔者在《包容性改革》一书中，曾经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名言：“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斯宾格勒在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每一种文化”，深刻反映了文明的多元性。今天的世界，交相辉映的多元文明更加绚丽。

寻求“文明包容”，还要确立“文明平等”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000多年前的古人，认识尚且如此。今天，更应认识到，不同文明虽有特色之别，但总体上是平等的、等价的，彼此没有优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中国走出去，务必秉持“文明平等观”，方能平等对待世界上一切民族。

寻求“文明包容”，更要处理好“文明融博问题”。2014年4月1日，笔者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现场听到了习近平“文明兼容”的讲话。他说：“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随着未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人本主义三大潮流的涌动，多样价值理念之间将会发生更加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我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博论”。文明的差异性，难免有碰撞，有博弈，但这是支流。主流是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并在互鉴中，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必须要有“文明包容”的新理念。(摘自经济参考报)

高校“十三五”规划如何制定？

近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以研究关于制定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主要议程。对高校而言，“十三五”规划亦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为避免规划沦为“一纸空文”，高校应当如何制定与实施？

“目标要体现导向性，可量化、可测评”

2014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要切实提高目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坚持定性与定量目标相结合，既有体现导向性的目标，又有可以量化、测评的目标，促进教育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以及“要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全面总结和评估‘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与“十二五”规划相比，教育部在新的教育发展形势下重点强调了规划目标的导向性、可量化与可测评，并提出在“十三五”规划中评估“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与达成情况，这就要求大学建立并完善自身建设和管理当中的教育统计。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12月的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部署工作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服务型教育统计”“建立教育需求和趋势的预判研判机制”，正呼应了《通知》中的要求，通过量化与测评，才能“完善教育规划、计划和统计工作监管评价机制”，最终推动并建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管理方式。

一手抓定制范式

我们通过对我国本科、高职等不同类型高校“十二五”规划的分析与总结发现，大多数高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范式，在撰写规划文本的过程中存在着共性的问题：

一是办学目标“同质化”，学校定位缺乏区分度；

二是规划中描述性文字较多，目标缺乏定量描述；

三是目标、任务、措施相互支撑度不足，缺乏科学的规划逻辑；

四是诸多规划任务未进行分解细化，可执行性不足；

五是在规划文本的实施部分缺乏对监测评估等保障机制的具体说明。针对上述每一个问题，学校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范式进行战略分析与可测量性的落实。

完整的发展规划结构应包括总规划、各部门子规划以及各专业子规划，规划的制定范式则主要分为四个领域：定位阐述、目标确定、任务分解与行动安排。

定位阐述：在规划定位的阐述中，要涵盖必要的结构及相应的层次。如目标定位中要分析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各专业定位与当前水平的定位，明确人才产出是学术型、应用型、技术型还是复合型；类型定位要立足于为建设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或社会服务型大学制定相应的规划；服务定位要说明学校的人才输出与科研成果主要面向国家还是区域地方，是面向行业、产业还是学科领域。通过结构化的定位阐述，学校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得以在规划中体现，这就能帮助学校解决“同质化”的难题。

目标确定：基于清晰定位的规划目标将更加科学，具备更高的可行性，而制定目标依然需要实证依据与区分层级，不仅要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等宏观形势，还要立足学科建设、地区贡献、行业趋势等现实的需求，进行目标的制定。各部门及各学院要分别对自身“十二五”规划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诊断与分析，并在现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十三五”目标，同时设定能够证实各目标达成的数据观测指标，用于阶段性的落实考核与规划的中期调整。通过数据量化的方式能够将规划中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定量的判断与定性的二次验证，加强“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意义与实证价值。

任务分解与行动安排：任务分解是规划能否顺利实施最为关键的一环，任务措施的制定与分解一方面要科学、有条理，能对规划目标的实现有较好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实可行、分工明确，使得管理层与教职工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通过梳理十余所本科不同类型院校“十二五”规划文本的主要任务部分，按撰写顺序与逻辑归纳如下表所示，“985”“211”大学与应用本科在一级任务上基本一致，这即是说在规划的任务领域上两类大学是有共性的，差异体现在二级任务上，主要是建设水平与深度有所不同。

下表是总规划中的任务描述，在子规划上还可分解为校级任务、专项任务、院系任务，其中校级任务主抓学校全局性举措与校级重点建设项目；专项任务主要是由各处室牵头负责的专项工作，如教学、科研、保障建设、学校治理、产学研合作等；院系任务是各院系的专业建设、专业认证与评估等。行动安排则是根据分解的任务确定各个角色的分工、协同及相应的时间安排。将目标与任务一一对应、逐级细化，能够增加规划的逻辑性与可执行性，促进规划的实施与目标的达成。

表 本科“十二五”规划主要任务归纳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等十余所不同类型本科“十二五”规划文本归纳。

一手抓实施监测

　　“十三五”规划的文本制定与实施监测是一体两面的，需要发展规划部门统一负责进行。国外知名大学的规划机构大多都承担着规划制定、预算编制、资源配置、实施监测等职能。规划机构可作为督导定期对规划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如对课程体系、教学效果、教师行为等目标的监测周期为一月至一学期不等，对生源建设、就业质量等目标达成度的监测周期一般为一年，对专业建设、高水平重点建设项目等目标实现度的监测周期则更长。规划评估结果要向全校师生反馈，并作为调整规划目标与实施路径的参考依据。

如此，规划工作的“制定—实施—调整”将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循环，同时规划实施的“效果监测—问题反馈—持续改进”也将成为一个闭环，这种“闭环型”的运行机制能够让学校清楚了解规划每一个阶段的实施情况，及时进行管理与干预，避免规划中无效建设或偏离目标的情形出现，最终确保规划的顺利完成，并通过质量数据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对内可考核、对外可评估。（摘自麦可思研究）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教育部公布12家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

教育部近日下发关于确定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单位和试点任务的通知，确定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无锡市教育局、浙江省教育厅、青岛市教育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成都市教育局、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全国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综合试点单位，乌兰察布市教育局、沈阳市教育局、佛山市顺德区教育局、西北大学为单项试点单位。

试点单位怎么做——2016年9月前形成阶段性成果

各试点单位要紧紧围绕管办评分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明确整体目标、改革思路、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实施步骤等，突出系统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严格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尽快全面启动试点工作，2016年9月前形成阶段性成果。

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部门协调机制，保证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与举措，争取在试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深入分析研究，定期梳理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改革举措及其成效。

加大宣传力度，为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创设良好政策导向和舆论环境。

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啥——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支持，确定分管领导负责联系试点单位，并指定专门处室负责具体协调。

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及时帮助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试点单位推进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将试点工作纳入本地教育综合改革的整体工作框架，赋予其承担本地深化改革的试点任务。

教育部要做什么——对各试点单位的改革方案和实践予以评价和指导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具体确定并组织落实试点工作要求和各试点单位改革的重点任务。

同期启动教育管办评分离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结合试点工作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以课题研究带动试点工作。

成立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指导组，对各试点单位的改革方案和实践予以评价和指导。

协调有关部门、高等学校和专业机构等为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服务、技术支持。

建立定期协商机制，组织开展改革经验交流、试点成果展示等，加强试点单位间的沟通协作。

*小贴士：教育管办评分离

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以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核心任务，加快健全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以进一步简政放权、改进管理方式为前提，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主动开拓为学校、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新形式、新途径；以推进科学、规范的教育评价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正式实施

《华东师范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简称《改革方案》）日前正式得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备案。这标志着华东师大《改革方案》结束研制，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改革方案》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思路，包括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学校深化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学校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提出“四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即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顶层设计和分步推进相结合、权力和责任相结合、学校发展和师生成长相结合。

第二部分提出5项任务、38项具体举措。5项任务是：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教职工队伍活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和学科建设水平；推进财务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办学实力。

第三部分为相关保障措施。从加强党委领导、建立联动机制、争取外部支持三个方面，为深化综合改革工作提供保障和支撑。

同济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主要内容

《同济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含总体思路、改革任务和组织领导三个部分。其中改革任务涵盖6个方面：

一是改革法人治理结构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针对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行政与学术、学校与院系等方面的关系不够清晰的问题，加快推进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学校治理结构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改革师资人事制度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针对人才队伍建设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持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分类管理、分类建设、分类评价，突破队伍建设瓶颈，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人才队伍支撑一流大学建设。

三是改革教学管理体制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针对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存在壁垒、教师投入教学的制度保障不健全、学生学习的自主选择度不高等问题，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导向，推进体制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大力培养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精英和社会栋梁。

四是改革学科建设机制与优化科学研究管理体系。针对学科布局不够合理、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与支撑不足、科研组织模式不能很好适应国家与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科研成果评价与处置机制不科学等问题，以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为导向，优化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完善交叉学科建设机制与科研评价体系，构建“大科研”管理体系。

五是改革资源管理模式与增强支撑保障能力。针对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利用效率不高、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办学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问题，进一步推动政府完善办学经费的投入机制，完善预决算管理体系，建立高效的资产调配与处置机制，同时积极拓宽学校自身的筹资渠道。

六是改革行政后勤服务体系与建设可持续发展校园。针对学校行政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宏观管理与综合服务能力不强、智慧校园与可持续发展校园建设缺乏有效统筹等问题，梳理行政职能，整合行政机构，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构建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行政与后勤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校园。

基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

大学治理体系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大学外部层面，二是大学内部层面。大学外部层面的治理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能够对大学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他主体，在理性化思维的指导下，作用于大学组织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大学内部层面的治理体系是指在一所大学内部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在理性化思维的指导下，由大学领导者、管理者、教职工及学生作用于大学办学及管理活动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

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

我国大学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府、市场及社会作用大学的机制不健全；党政权力界定不清；学校与院系主体地位错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当；师生员工民主管理与监督作用发挥不足。

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构建

横向体系构建

横向体系构建主要解决权力的分散以及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在权力分散方面，我国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应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监督”。在权力制衡方面，大学内部应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由此形成各自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关系处理方面，我国大学要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与政策，结合本校发展实际，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学校章程，规范学校党委集体领导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明确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规范；明确校长作为学校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行政负责人，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其他管理工作的职权范围；规范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组成、职责、议事规则等内容。

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处理方面，大学应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通知》，认真修订、完善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组建学术委员会。在具体制定过程中，要尊重和保障教职工、学生在教学、科研和学习方面依法享有的学术自由、探索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保障学术权力能够依照学校章程在学校学术事务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保障学术权力能够参与学校学术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学校学术事务中从大学学术内在特征和规律的角度充分表达意见、建议和诉求，拥有对学校学术事务的表决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有效防范行政权力在大学学术中的滥用，除应保障学术权力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外，还应当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的学术资源配置监督机制。在尊重、维护和保障学术权力对大学学术进行调节的同时，行政权力对学术进行适度调节，以鼓励学术创新，确保学校整体学术目标的完成。

在民主监督方面，管理者既要充分保障教职工和学生的权利，更要积极发挥教职工和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教师法》中明确规定教职工应“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因此，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中，教职工的建议权和民主管理权必须得到保障。《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学生可“对学校、教职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因此，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同时，要认识到教职工和学生的实践活动特性，积极发挥教职工和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实现教职工和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的参与，建立学校共治体系。学校应通过学校章程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对学校自主设置的各类组织机构（如校务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校友会等）的地位、宗旨及基本组织与议事规则进行规范,为教职工和学生的民主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纵向体系构建

纵向体系构建包括学校－院系体系构建和组织－个体体系构建两类。在学校－院系体系构建方面，应构建以院系为主体的治理结构。在组织－个体体系构建方面，应构建尊重个性特点并有助于维护个人自由的治理结构。

在学校－院系体系构建方面，传统管理体系强调学校对院系进行绝对的领导和控制，学校是主要的决策机构，负责学校的绝大部分决策，院系对学校决策负责执行，很少有决策权力。传统管理体系束缚了院系的积极性，与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节奏、信息的急剧膨胀和民主化的治理理念不符。在现代学校－院系体系构建中，要特别注意发挥院系在决策中的主体作用，实施决策权力的下移。决策权力的下移，有利于加快决策的节奏，有利于更好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更是民主管理思想的体现。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咨询、指导、帮助等服务工作，根据学校发展的主体规划对院系的发展进行引导。

在组织－个体体系构建方面，传统管理体系强调组织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组织凌驾于个体之上，个体是“组织人”而不是“独立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思潮的兴起，重视个体利益、尊重人的个性的民主管理应该受到重视，“民主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大学发展的基础，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先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主管理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管理者在处理组织与个体关系时，不能只要求个体对组织的服从和奉献，同时要重视组织为个体提供的机会和利益，重视个体在组织中的发展；二是管理者对个体的管理应是一种民主式的管理，管理规章的制定应广泛征求教职工的意见，管理方式应以激发和鼓励个体力量的发挥为主，重视个体表达的意见，管理内容要充分重视个体需求，有利于实现个体的多样化发展。（作者甘晖，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7月第36卷第7期第36页至第41页）

创新创业

科学设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

创新创业是时代的最强音，是经济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路径。四川高校主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全面把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内涵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要求培育学生健全人格、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之才。实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之“德”，就是要通过实践让大学生掌握生存之技、具备发展之能，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用之“人”。

高校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孵化器”，必须主动担当新使命，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四川拥有全国第四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高等教育不强不优的问题突出，只有将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优秀人才作为强教之基、立校之本，才能不断赶超先进、实现教育强省目标。

科学设计四川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

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意见，四川省也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明确了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把握改革重点，强化整体设计，力求在教育理念、改革思路、体制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

意见明确规定，2015年起全面启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到2017年创新创业教育广泛开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先进经验，建设一批改革的先进部门、示范高校和实践基地；到2020年基本普及创新创业教育，建立健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自主学习、指导帮扶、文化引领多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环境。
四川将推出10项重点举措，包括更新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推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改革学生创业指导服务、加大资金支持等。

积极推动四川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践

完善保障机制。指导高校建立创新创业工作机制，配齐配强教师队伍；成立省级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促进校际协作、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筹建省创新创业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加强指导、监督、管理与评价；利用高校科技园等资源，提供创新创业必要场地和条件。

健全教学体系。完善国家、地方、高校三级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形成“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化基地”的孵化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已建设国家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76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31个、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22个；95所高校已建、在建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挖掘创业项目2000余个，推动落地创业项目200余个。

落实创业补贴。四川省财政、人社部门设立省级创业补贴，今年上半年发放补贴1128万元，支持创业项目（实体）1128个。（作者系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

大学生创业的关键在大学教育改革

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比例低、创业成功率低，这并不是新闻。我国早在10年前就鼓励大学生创业了，可是政府部门和高校常年抓创业激励，却只激发出学生的创业梦想，而很少激励出成功的创业实践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一直在1%~2%之间，而创业成功率更低。问题恰恰出在，抓大学生创业，只重视激励，却忽视根基。试想，如果一名学生缺乏创业的能力和素养，纵有创业梦想和创业优惠政策又如何，无非两个结果，一是在选择创业时瞻前顾后，迈不出脚步，二是就算迈出脚步，在现实创业中也会由于经验缺乏、管理不善而以失败告终。

对于国家政策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公众感到忧虑：这会不会出现大学生盲目地去创业？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确实可能存在有的学生在政策的鼓动下，没有做好准备盲目创业，这当然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并不会为政策所动，真要投入创业时，他们还会掂量自己有多少能力再作出选择，现实也说明，选择休学创业的是极少数。

所以，对于大学生创业，如果大学生确实有好的项目，应该给予支持，包括资金扶持和咨询指导，引导他们创业走上正轨，而在没有好的项目之前，不能闭门造车，为创业而创业。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培养的学生没有个性、特色，大学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没有就业竞争能力。当一个学生连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都很难时，希望他们自主创业，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并给其他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是不可能的。数据显示，52.5%的大学毕业生创业者没有熬过三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大学生创业的艰难。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金、人脉关系、不公平环境等，但不能排除学生自身能力的因素。

不容否认，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会有更多的学生投身创业，但是要实现高创业率、高成功率，必须从根本上对大学办学和教育进行改革。首先，必须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自主开设学科、专业、课程，培养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生。其次，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允许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师资、学习时间，如果学生有选择权，那么就不存在休学创业的说法，学生可以在求学过程中，自主确定学习时间，花一段时间去体验社会，感受创业。再次，对于大学毕业生创业的评价，不能以他们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就赞扬，而在传统行业创业就冷嘲热讽。在任何行业领域都需要创业者，这才是大众创业。

与政府给大学生创业出台优惠政策相比，给学校自主办学空间，培养有个性和创新意识的学生，让学生自主、多元选择成才路更为重要。而这就要求政府放权，换言之，政府部门减少对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干扰，才是真给大学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土壤。（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变革的整体构想

树立全新的“大创业教育观”

国务院颁行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强调了“面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普及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目标。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就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教学主渠道，贯穿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着眼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使之惠及每一个学生。为实现“普及创新创业教育”总体目标，树立全新的“大创业教育观”是必由之路。

探索“面向全体学生”的具体教育方式

最为关键的是破除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观念性障碍”，对“创办企业”“培养老板”等“窄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内涵，严重滞后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现状的教育教学目标进行观念澄清，探究“创业型大学建设”在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做法，探索构建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匹配，面向全体学生广泛开展创业教育的“本土化”教育体系。

确定“结合专业教育”的主要途径

必须将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紧密联系，从厘清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定位入手，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在专业教育教学中渗透创业教育的理念和内容，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丰富“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科学载体

创新创业教育要在纵向上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在横向上打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不仅立足于高校自身，更立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不仅基于创新创业教育本身，更要从“大创业教育观”出发，实现“课内课外相衔接、教育实践一体化”，着力促进全体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的训练和提升。

建构“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范式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整体把握创新创业教育“一体两面”的突出特质，充分融合当前创新创业教育领域客观存在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建构“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范式，实现从“两极”到“中介”的跨跃。

整体把握“一体两面”的突出特质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范式就是要实现对“素质型”和“职业型”两种类型创新创业教育的更大包容性和整合性。它以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为主体目标，一方面广泛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在现在或将来的岗位上创造性工作或服务，创造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素质；一方面深入开展职业教育，培养学生创造就业岗位或创办企业实体的能力。这种创造性的包容和整合是对广义与狭义的创业教育关系的更为全面准确的理解。我们确实需要“广义创业教育的高度”，同时也需要狭义创业教育的深度，如果说前者是“顶天”，后者则是“立地”。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与充分兼顾，才能够使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项主体功能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学确定“衔接联动、相互助力”的基本定位

“一体两面”的基本定位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是…而是”的判断，强调“既要…又要”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就是“创新创业教育既要全面培养和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又要对有明确创业意向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在这一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应运而生。

创业教育和创业行动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不论是“启蒙教育”还是“能力教育”，都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宽容、理解和等待，只有如此，才会使创新创业教育避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全面实现从“两极”到“中介”的整体跨跃

“素质型”和“职业型”已经成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极端，我们称之为“两极”。“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要实现对二者的整合和包容，成为兼顾素质与职业的教育范式，我们称之为“中介”。之所以要推动实现从“两极”到“中介”的跨跃，是因为“两极”思维在实践中遇到了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矛盾。“素质型”创业教育由于突出强调培养综合素质，以至于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不教创业的创业教育”；“职业型”创业教育由于突出强调创办和运营企业的能力，以至于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只教创业的创业教育”。从“两极”到“中介”的跨跃就是要破除两极思维，开发广阔的“中介”地带，推动创业教育走出不分层次、不分群体、不分阶段的“表层教育”阶段，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既要全覆盖，又要差异化，既要提高综合素质，又要提高技能的新路径，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获得深层次发展。

重点建设“实践导向”的培养体系

开展“实践导向”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什么”，也就是教学内容的问题。“实践导向”的课堂教学突出强调创设高度贴近企业家真实世界的学习环境，教学内容高度关注现实，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另一个是“如何教”，也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实践导向”突出强调探究式教学方式，采取案例式教学方法。“实践导向”的教学方法要重点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引导学生进行自觉性决策和创造性实验来激励和培养学生的创业行为。

构建“实践导向”的参与体验平台

当前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参与体验平台应首推“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但是对于这项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也有学者提出了学生参与不足，成为学生精英的赛事，多数学生仅是看客而已，过于重视形式（比赛环节），轻视内容（赛前培训、赛后转化），比赛轰轰烈烈，实际成果收效甚微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高校服务、培训、教育体系的密切配合。而对于赛事本身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确立“实践导向”，将比赛向两端拓展。高校建设“实践导向”参与体验平台的方式还有很多，既可以通过孵化器和科学园作为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和教学试验室，增加大学生衍生企业的数量，并提高企业的生存率；也可以通过支持学生社团或创业俱乐部、开办创业暑假学校，举办创业论坛，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创业实习，开展“一对一”的创业指导等方式，切实地推动创业实践的深入开展。

探索“实践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笔者提出“实践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还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教育效果的标准，只是这种实践的时间范围扩大了，不只是毕业时的创业率，还包括毕业后10年左右的创业率，做到短期指标与长期指标的有效结合，短期指标重意识、知识和技能，长期指标重社会贡献、商业表现和工作满意度水平；实践的内容拓展了，不只是关注创办企业的情况，岗位创业也要考虑在内，不只是关注学生为社会做了什么，还要关注学生个人的自我效能感，不但要看创业行为的经济效益，还要看创业行为的社会声誉，等等。只有这样，“实践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才是科学和有意义的。（作者王占仁，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7期75到78页）

高校转型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应走出身份困惑

转型首在调整办学定位

　　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是造成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以重庆为例，电子信息领域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用人需求缺口在20万人以上，但重庆市属高校中，经、管、文、法、艺五大专业培养规模占比却高达55%。重庆本科高校中，英语专业开设高校有21所，在校生达2.6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5%。

　　究其原因，这与我国地方本科大学的发展历史不无关系。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大多在上世纪末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而来，办本科的历史并不长。加上扩招的主体在地方大学，经、管、文、法、艺等又成为扩招专业的主体，因此造成了今日之困境。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地方本科大学明显表现出学科专业设置不够合理、教师队伍素质不够匹配、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等病症。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调整。毋庸讳言，我国高校发展大多有一种路径依赖：单科性学院想升格为多科性大学，“211”大学想成为“985”，最后大家都想成为北大清华。且不说国家资源能不能办那么多的北大、清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也没有那个必要。以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为例，在3600余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科研教学型或教学型大学，仅两年制社区学院就占55%。

　　美国大学的这种构成，其实和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一致的。据统计，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的结构比例为：从事科学研究的拔尖人才约占5%，从事设计研发的专门人才约占30%，从事生产、管理、服务等基层生产一线工作的专业人才约占65%。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上升期的大国，我国对于各类人才需求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对基层生产一线需求的比例应该大致相当。因此，调整地方本科大学的办学方向，已是迫在眉睫。

转型重在确立就业导向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拿就业率来“强迫”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大学的任务是教育人，就业应该是政府抓的事情。应该说，对转型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

　　今天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人均GDP在2300美元至6500美元之间，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客观上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随之改变，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学类型——应用科学大学。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欧洲当年的水平上。

　　就业首先是地方政府的事，当然没有错。但是，地方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和出资人，要求地方本科大学办学方向作出调整，确定“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用的人才，也在情理之中。

　　就业导向一旦确立，地方本科大学的学科专业结构、师资素质水平、人才培养模式等等，都将随之改变。可以说，这样才真正是从“围绕学校资源办学”到“围绕学生办学”的转变。

转型不必纠结于职教高教

　　自从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来，围绕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有的理解为600多所新建本科高校都将转为本科职教，有的解读为高职院校将面临生存危机，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下转第八版）

　　实事求是地说，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型，理论上还存在诸多需要建树的空间。在10余年的办学探索中，许多地方本科高校的成功办学经验，也值得我们去总结。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是当前地方高校转型的现实处境。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卸任后走访了20余所高职院校，认为职业教育有三大特征：一是师资上，强调“双师型”；二是就业上，强调持证上岗；三是教学上，强调基础与实践结合。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普通高校甚至“985”大学也存在有职业教育特征的专业，如临床医学专业。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特征，并不仅存在于职业院校。

　　我国一些老牌本科大学，其实也有不少在培养有职业教育特征的人才。如扬州大学培养的淮扬菜高级厨师，已成为国内外高级餐馆的标配。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的培养目标，也是具有创新和领军能力的工程师。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95%以上的大学本科都应该是“应用型”，应用型大学里可以分为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三类。这与当前大学的研究型、应用型、其他类型的分类方式也有所不同。

　　从解决当前地方本科大学的困境来看，区分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高校属于高教还是职教，其实意义并不大。并且，在职业教育尚未得到社会充分认可、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真正提高的当下，过分强调“应用型”大学的职业教育特征，反而不利于地方本科的转型。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到了走出“身份困惑”，超越“姓职姓高”的时候了。（储召生作者系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主编,《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17日第1版）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不能“一刀切”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落实高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发展的决心与行动。截至2015年4月，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共408所，其中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分别为268所和140所，占同期1191所普通本科院校的34.3%。这些新建本科院校已经成为向应用型转变的地方本科高校主体。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转型要积极稳妥推进，不搞一阵风；要从各地各校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这是基于新建本科院校自身的复杂性、差异性、多元性作出的准确研判，也是基于这些院校在目标路径上有不同选择、在政策利益上有不同诉求的实际考量。

院校群体自身的差异决定了转型选择的多元

　　新建本科院校群体自身构成非常丰富和复杂，408所新建本科院校在所处区域条件、行业背景、办学历史、办学基础、学科专业、师资力量、支持条件以及领导与决策机制的灵活性、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性、教师结构的合理性、专业设置与市场的符合度等方面有明显不同。这对转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影响了院校发展的目标选择。新建院校办学定位在“应用型趋同”特点的前提下，呈现出应用型办学的“多元性探索”特征。

　　二是影响了院校发展的路线路径。部分新建本科院校的“二次转型”（从专科学校到本科院校转型之外的第二次转型）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了转型不可强行入轨、硬性要求或简单复制、盲目跟风。

　　三是影响了院校自身内部转型发展选择。同一高校各学科、专业发展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学科偏重学术理论，有些学科偏重应用技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有利于学科自主发展的环境条件，可以学校整体转，也可以部分二级学院转，还可以部分专业转，不能简单地行政指令为学术型或应用型。

　　四是体现在院校“定型”与“转型”的不同发展形态。如果是已经明确以应用型定位为主的院校，这些院校发展的关键一是要“定型”，坚定应用型的目标定位、办学方向，坚持就是胜利；二是要“建型”，建构应用型大学的办学体系。如果是还没有明确以应用型定位为主的院校，关键是要“转型”，即从传统的学术或研究型为主的办学形态转向应用型为主的办学形态，同时尽快“塑型”。

院校所处的发展时段决定转型战略重点的不同

　　新建本科院校升格本科时间跨度相差15年，各自所处的发展时间节点不同，又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段或成长期，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与目标任务也有所不同，由此带来的各院校发展差异也很明显。

　　一般来说，新升格5年内的院校是夯实本科办学基础的关键期，主要任务是顺应应用型办学方向、明确应用型办学定位、完成办学的组织管理与学科专业方面的初步构架，按照本科合格评估“三个基本”要求办学；本科办学5-10年的院校主要任务则是坚持应用型方向、深化内涵建设、持续提升质量、推进改革创新、培育办学特色、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而有10-15年本科办学时间的院校主要任务是基本实现转型、提高内涵水平、形成办学特色、构筑办学优势、打造办学品牌、提升办学层次。

　　但是升格本科办学时间与新建本科院校的成长发展程度并不是呈正比例的，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新建三五年的本科院校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关系顺畅、朝气蓬勃，发展态势超过本科办学10年的院校；也有些新建10年左右的本科院校定位飘忽、思路不清、关系不畅、暮气沉沉，发展态势甚至不如新近几年升格的院校。

院校所处的高教生态影响转型推进的力度

　　处于不同省域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空间、机遇、政府投入及重视程度存在很大差距，不同的高等教育生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类院校的发展及其走向。

　　新建本科院校占所在省份普通本科院校的比例，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这类院校的关注度，影响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制定、经费投入、资源共享、项目支持等方面的分类指导。一般来说，所占比例偏高的如贵州、湖南、福建、河南、河北、广西、云南、安徽等省份高校，在数量上已经成为高校主体或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取更多当地政策、资源的支持和发展机遇。

　　相对来说，所占比例偏低省份的新建本科院校，则获得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其所在省份集中了较多的“985”高校、“211”高校和老牌本科院校，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但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一般比较发达，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能起到非常好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对这些省份的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而言，关键在于处理好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互动合作。

院校对转型发展的心态影响院校发展的走向

　　新建本科院校对待转型发展的心态与动机不同，各校的心思也非铁板一块。

　　第一种是积极参与型，主要是以民办本科高校、独立学院和成人职业教育类学校为建校基础的高校，以及最近5年内升本的高校，它们缺少本科办学基础与经验，对转型发展一呼百应。第二种是强烈抵制型，以2000年前后升本的地方高校为主，这批院校在当地办学基础较好，升本后一直以地方性综合型大学为发展目标，现在倡导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形势，无疑对他们影响很大。第三种是功利型，一些原本从学术型硕士点、国家特需硕士培育点等途径申报无望的新建本科高校，把参与转型作为获得专业学位硕士点、学院改成大学的捷径。第四种是观望型，一些高校认为目前与转型相关的政策体系与评价机制不到位，不敢贸然而动。第五种是畏惧型，一些高校担心向应用型转型是矮化本科教育，难以获得公众心理认同。（顾永安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发展规划处处长，《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18日第1版）

转型不是高校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不能仅仅体现在政府文件上，也不是对高校角色进行政策性的重新定义，我们的理解是：转型不是政府说、高校演的“双簧”，也不是高校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它需要利益相关方角色的重新定位与调整。

政府：转型的“引导者”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新型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国家都放弃了“主管者”的身份，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其任务在于鼓励大学提高效率，以适应社会需求。那么，作为“引导者”应该具有哪些职责呢？

一是填补“立法真空”。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决策角度看，政府应主动将高等教育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让政府关涉高等教育全局性的改革或者重大设计在法制化轨道上进行，受到法律的规范与约束；应通过立法不断完善相应的下位法律法规，消除行政性机制造成的高校资源分配上的层级差异，把高校建设成为真正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让市场竞争机制在高校办学资源竞争中起决定作用。

二是用政府顶层设计的长效性做好引导。政府设计和推动高等教育重大改革时，必须充分关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之间的协调性。毋庸置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各级政府、各类高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的草拟牵动全国，历时3年，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导向作用。

三是强化“归还”而非“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意识。政府要在“管教育”与“办大学”间找准自己的位置，营造依法行政、依法办学的氛围，不能停留在欲言又止、欲断还连的挤牙膏式的权力“下放”上；要通过健全法律、完善市场和确立高校主体地位的方式，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把真正属于高校的自主权“归还”高校，特别是要归还教师聘任、人事管理、招生考试、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

四是“统筹兼顾”，而不“大包大揽”。如何确定自己的办学定位应该是高校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监管，但不能大包大揽，而要培育、引导高校主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同时，“统筹兼顾”又是政府应为之事，应尽快修改和完善教育、经济、劳动三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防止高校转型中出现唱“独角戏”的情况，明晰政府、高校、社会、企业在转型中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各自的法律关系，确立行业企业在转型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企业参与、社会监督的义务。

行业企业：转型的“新主体”

2014年4月的驻马店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178所高校共同发布的《驻马店共识》呼吁：行业企业应积极主动参与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共同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服务协同创新的体系。无论是英国的多科技术大学，还是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都离不开行业企业的主体性参与。可以这么说，“双主体”是全球应用技术大学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弦内之音。德国甚至通过税收的形式巩固企业参与技术教育的主体地位。高校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产教融合”，实质上就是指产业、行业企业与高校的全过程深度融合，超越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疆域，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这要求建立起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最大程度地激发高校活力。

产教融合不仅应该是教育制度，更应该是经济制度、产业制度的组成部分，企业应明确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改变自身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缺位现象。截至2013年，教育部已经批准成立了几十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着力推动行业与高校的深度合作；行业企业应该在相应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积极通过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形式，进入高校的教育过程，通过校企合作多方参与、沟通对话、经费投入引导和保障机制，整合资源，影响高校的发展。

笔者的一项研究表明，产教融合共建模式是产教融合中较为深入的形式，主要解决研发机构、经济实体以及基地的孵化、建设及发展问题。主要途径有：依托地方政府部门主导或引导，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特色，为高校提供资金、政策方面的帮助，鼓励支持高校内部建立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等实体；企业与高校采取多种方式联合兴建或共建研发机构等实体；高校与企业相互融入，使大学生在“企业课堂”的学习和实习、企业人员在高校任教或接受培训等有效载体，共同介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行高校与企业“双主体”的育人模式。

社会：履行“第三方”监督职能

不能不承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甚至地方本科院校自身都对转型抱有太多的期待，我们需要借助转型解决地方本科院校发展困境问题，也需要借助转型缓解大学生就业矛盾，更要借助转型达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诸多额定任务，转型难承之重。

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差，必须下大气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增强职业教育自身的“选择权”。我国职业教育生源一般都是不能进入普通教育序列而“被职业教育”的，缺少学生与学校主动选择的机制和环境，学生基础差，社会认可度低，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不足，被习惯地看成“次等教育”；从纵向上的办学层次看，高职上面“断头”，少有职业教育的本科设置，更鲜见专业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从横向上的办学关系看，职教、普教“断绝”，学分不能互认，缺少类似于美国社区学院里的“转移学分”制度设计，打通普教与职教的联系“桥梁”。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管、评、办分离，让社会“第三方”介入职业教育的评估，在评估指标的确立上，要充分研究，多方参与，强化考核评估的导向作用。尤其是要对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全面的监督、考核、评估分析，充分调动多方积极性，才能真正从深层次促进转型发展落地、落实。（作者系池州学院院长、教授）

2015年10月30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