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起，5月4日是“中国青年节”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不畏艰辛，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5月9日，一批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准备登船，这是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位19岁的重庆青年，名叫赵世炎。

对于赵世炎来说，旅法的这段日子过得累且充实。每天，在结束了繁重的工作后，他总会独自跑到工厂顶楼的平台，借助夕阳余晖，希望“窃取”更多的光阴读书。而他在黄昏读书的情景也被一张照片永久定格了下来。赵世炎在照片上写下“黄昏之贼”四个字，来时刻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旅法期间，赵世炎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革命斗争，他开始逐渐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桥梁。

1921年春，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与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学习党组织给他们邮寄的重要资料，接受着党组织的指导，并定期汇报工作。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18位中国青年代表，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相聚。大家投票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商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通过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代理组织委员。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旅欧进步青年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青年成为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横空出世。

作为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恽代英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笔耕不辍，将文字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利器。他以笔为枪，撰写并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每一篇都是心系青年所想，指引青年所向，还热心回答了青年们对于家庭、恋爱、生活等方面的疑问，赢得了广大青年的爱戴和崇敬。

在《中国青年》上，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大批青年志士也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5月初，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到了演讲、请愿活动当中。

5月30日，上海租界涌出了约3000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做演讲的形式唤醒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表达抗议，英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秉彝和青年团员尹景伊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并向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推开。

1935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22岁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独自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的一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道出了民族危亡之际莘莘学子内心的悲怆。

12月9日，北平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教师阎述诗的学生南下武汉带回了光未然所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和该剧序曲《五月的鲜花》的歌词，阎述诗大为触动，30岁的他想起了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于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

1936年，这首歌首次在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唱响，之后被广为传唱。成为了鼓舞斗志的“战地”歌曲。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当中。

为了团结号召更多的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当中，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更为广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1937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则协助中共中央，担负起了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

黄华，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1936年6月，经中国共产党安排，23岁的黄华悄然离开北平，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

在保安，黄华初次与毛泽东相见，便得到了毛泽东的盛赞。毛泽东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黄华随着斯诺到前线采访，他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人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随着斯诺采访的深入，黄华也下决心留在苏区不再离去。

从陕北回到北平之后，斯诺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次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在书中，斯诺描绘了苏区的蓬勃发展：“这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归来时，百姓们会送上他们仅有的点心和水果”。

斯诺第一次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展现在了世人眼前，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无限憧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作家丁玲到达后，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这里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在这里，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后期，全国各级青救会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青年工作，在各村普遍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队和儿童团。几十万热血青年参加了军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兵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献出自己的热血青春甚至宝贵生命。

1949年5月4日-11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宣告了全国青联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果实之一。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为大会题词并号召“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青年大团结，建设新中国。”

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中国青年终于迎来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